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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

二二八通訊/2018年12月號

董事長的話――追尋二二八可能受害者的意義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薛化元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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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家屬親友看到訊息後,可以透過他們的人際脈絡,掌握更多資訊,了解前輩受害的狀況,甚至進而告知基金會,更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相關事蹟,這對於二二八真相調查而言將會是一個重大的助力。

當然,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掌握的名冊只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名冊資料檔案的一小部分,因此,未來我們除了繼續針對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名冊進行整理清查之外,也將利用中央研究院台史所和基金會合作出版的保密局檔案,以及之前國史館整理的二二八相關檔案,再進行整理清查的工作。

經過持續的清查工作,可以預期在未來將可以提供更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事蹟,有利於基金會和家屬或是研究者,了解更多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而這些除了可以提供國人認識更多具體的事例外,也可以整備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報告重要的前置工作的一環。

執行長的話---明天過後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楊振隆 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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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父親常說願賭服輸才是真英雄,押錯邊就要認,不能怪東怪西,所以,某些時候就會過得很不快樂,因為要獨自承受心靈的創傷,但是這樣的生命過程也讓我成長迅速,所以在面對挫折時,可以比較有耐心地去解壓,也可以比較快速地恢復自信。

選舉已經過了,台灣本土的政治勢力遭受巨大挫敗,這對有關轉型正義事務實踐的我們,顯然是一項負面的警訊,心情難免受到沖擊,一時之間,茫然不知所從。但回過神來,二二八的平反及真相追求,三十年來不也是這樣跌跌撞撞而獲得成果嗎?地球照樣轉動,日子照樣要過,轉型正義的追求與實踐當然要照樣進行,豈能悲觀而自我氣衰,明天過後,照樣奮起前進,期待撥雲見日,台灣仍然是有希望的。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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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持兼評論人、發表人與致詞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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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論文發表,由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李筱峰名譽教授(中)主持,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副研究員(右)及許文堂副研究員(左)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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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第二場論文發表,由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中)主持,由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蘇瑤崇教授(左)及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何義麟教授(右)發表研究論文。判決書(蔡焜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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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論文發表,由前國史館修纂處侯坤宏處長(中)主持,由國史館修纂處歐素瑛纂修(右)及林正慧協修(左)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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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論文發表,由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特聘研究員兼所長(中)主持,由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薛化元董事長(右)及國史館修纂處吳俊瑩助修(左)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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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當日超過70位對二二八議題之研究學者、家屬及有興趣的民眾參與。

為表達對二二八長輩們的敬意及關懷,並考量部分受難者及其家屬年事已高,本會自今(2018)年7月起,分次前往南投、台中、嘉義與高雄等地探視受難者,並於該地配合各地方協會辦理家屬聯誼活動。

本會在全台各地二二八協會的協助下,除探訪當地受難者及其家屬表達慰問之意外,並聽取家屬分享自身心路歷程及對本會會務之建議。本會亦向二二八長輩們說明基金會及國家館未來營運方針,冀望藉由受難者及家屬們的支持與協助,持續將二二八歷史與人權教育傳承予新世代。

在受難者、家屬及各協會的支持及鼓勵下,各場次之家屬聯誼活動陸續辦理結束,本會期盼藉由各地家屬聯誼活動的辦理,一則撫慰受難者及家屬心靈,強化基金會與受難者、家屬間的互動,二則持續宣導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未來營運方向,讓大家更為清楚本會的運作及目標。

本次家屬聯誼活動特邀請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陳伯三理事長及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王文宏理事長撰文分享活動心得,並期許明年可以傾聽更多各地家屬的心聲。(文/謝沛琳)

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適度圓滿的和諧

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第四屆第二次2018度會員大會,於8月18日(六)上午10時30分在竹山召開完竣。協會自成立以來經廖國揚、陳伯三兩位前後任理事長熱心領導經營,每年均召開會員大會,每三個月必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一次,從不間斷,使得會務能以延續。

年度大會前夕即有多位會員先行至佈置會場,準備會議諸多瑣事,務求盡善盡美。大會當天上午9時會員陸續簽名報到,會員人數為70位,出席60位,出席相當踴躍,未出席者以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理出席,或另聯繫告假缺席。會員一年碰面一次,互相寒喧,和氣靄靄。

遠道專程參加大會者有二二八受難者台北市陳木桂先生(92歲、南投名間人),玉體非常建康,有酒量又健談並贊助本會禮金。受難者張秋琳先賢之外孫(第三代)蕭志洋先生在台北經營事業有成,亦撥空返鄉參加。居住在板橋之施俊男先生(南投名間人)其父亦為二二八受難者,未申請賠償,素聞協會協辦家屬各項工作不遺餘力,特地南下參加大會,並且加入新會員。住於台中的葉少培先生(令尊為受難者葉如川先賢)偕兩位姐姐蒞臨參加,難能可貴。居住彰化溪湖之二二八受難者林才壽先生(94歲)由家人陪同來參加大會,並攜帶溪湖名產葡萄禮盒多份,贈送協會90歲以上長者,著實由衷感謝。

居住南投竹山當地的受難者張秋琳先賢遺孀張紀彩娥女士(97 歲) 行動較為不便,雖乘坐四輪車,但排除萬難參加大會,由外傭陪伴而來。受難者林庶煌醫師之遺孀邱金治女士(今年剛好100歲)身心健康,膝下有四位醫師孩兒照顧,本來一口答應會參加大會,但因曾孫生日宴席在雲林斗六與親家相聚,撞期而不能來參加。受難者廖如賓先賢之遺孀蔡粉女士(97歲)年老體弱,暫居台中市休養,不克回來參加大會,殊覺遺憾。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楊振隆執行長率領工作夥伴多名蒞臨大會指導,跟與會會員面對面交談,並宣導基金會工作與指標,多次得到會員的鼓勵掌聲,大會也向楊執行長要求去年暨南大學林偉盛副教授來竹山等地專訪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所做口述歷史文字相片紀錄能夠早日付梓發行單行本,這也是受訪者20多人的期待心聲。

大會會議如儀,正午時分在主席宣布會議完滿結束,大家聚餐後,相約明年會員再相見。(文/張洋豪、整理/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陳伯三)

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

王文宏先生自2016年開始籌劃「海外二二八遺屬參加大屠殺七十週年追思活動」後,數次往返台美,密切與各社團互動,亦常於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商討會務。俟2017年3月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參拜各地紀念碑和紀念公園活動告一段落後,便返回故鄕高雄定居。

2018年4月3日,王文宏先生代表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自費與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執行長楊振隆、董事林黎彩與處長鄭乃瑋共同前往韓國濟州島,參加韓國總統文在寅主持的濟州43事件慰靈祭典,了解與感受民間和政府合作,對濟州島大屠殺受難者深度的追悼及反省。

王先生於5月23日正式擔任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後,楊振隆執行長與林黎彩董事即時送上祝賀,並期許未來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與基金會能有更密切的往來合作。9月中旬,基金會告知希望能於10月下旬與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合辦家屬聯誼活動後,王理事長便開始聯絡各新舊會員。10月22日,林黎彩董事、楊振隆執行長和謝沛琳專員先到高雄拜會二二八受難者前輩,包括高齡97歲的黃西川先生與高齡89歲的陳永後先生。王理事長自5月接任此職務後,便著手尋找失聯的會員,而招募新會員亦是個大難題。然而10 月23 日中午與基金會合辦的家屬聯誼活動中,亦有30 位會員參加。另外,台灣二二八關懷總會潘信行理事長、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王副館長、陳其邁競選團隊劉主任和管碧玲立委服務處蘇執行長,也出席參與。

此次聯誼活動有幾項重大意義:
1)今後關於二二八大屠殺事件、轉型正義等各式活動,高雄將積極配合參與。北台北、南高雄將成犄角之勢。
2)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會員之難題或建言,未來將有良好的疏通管道。
3)3月6日的高雄是全國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的起始點。每年2月28日是官方追思的日子,而每年3月6日則是高雄民間必須追悼的日子。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將邀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於每年協辦3月6日追悼儀式。
4)俟明年高雄設立二二八不義(追思)遺址紀念碑後,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將訓練導覽解説志工,定期於每月進行一至二次導覽。
5)著手邀請關心公義的年輕人加入二二八關懷協會,期望於今年達成老幹新枝50位會員的目標。(文/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王文宏)

二二八撫慰與精神之所在──探視受難者及家屬聯誼活動

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第四屆第二次2018 度會員大會,於8 月18 日(六)上午10 時30 分在竹山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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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前往台中探視「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前右)先生。

本會楊振隆執行長(左)探視二二八受難者陳澄波之家屬陳重光(中)先生。

本會人員及林黎彩董事(中)探視二二八受難者黃西川(右二)牧師。

嘉義二二八家屬聯誼活動,嘉義市長涂醒哲(中)到場與二二八家屬致意。

萬仁,1950年出生於台北。在1980年代,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與其他新生代電影工作者共同成就了台灣新電影風貌,其後自行設立「萬仁電影有限公司」。作品有〈蘋果的滋味〉(《兒子的大玩偶》中第三段故事)、《油麻菜籽》、《超級市民》、《惜別海岸》、《胭脂》、《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傀儡天使》、《風中緋櫻:霧社事件》、《亂世豪門》及《車拼》等,透過鏡頭之游移,紀錄了大時代下台灣社會現實的發展狀況,也特色了屬於他自己的電影語言。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左右,題材貼近台灣現實環境、拍攝手法新穎獨特的台灣新電影運動中,絕對不能不提《兒子的大玩偶》這部代表作,其中第三段〈蘋果的滋味〉,導演萬仁以嘲弄、諷刺的手法描述住在違章建築裡的工人江阿發被美國駐台軍官的座車撞倒送醫的故事,由於此場車禍的發生,讓阿發一家不僅因為有了高額賠償金,也願意送家中啞巴女兒到美國學校受教育,本該是不幸的憾事,但全家卻因禍得福改善生活品質而在感到「幸福不已」。「我33 歲拍攝的第一部電影就是〈蘋果的滋味〉,上映前遭到某些較為『立場不同』的影評成員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舉發,理由是將台北的違章建築貧民區直接呈現在電影裡並不妥當,此外描述上也可能會讓觀眾有『被美國人撞到即可得到補償』的誤會發生,有『醜化台灣人民』的疑慮」。有鑑於此,屬於黨營企業的中央電影公司提出具體建議,打算逕自剪掉該段故事的某些片段,因此萬仁等電影工作者得知後,透過當時《聯合報》記者楊士琪於報紙上的報導後,受到輿論的壓力後才免受刪減的下場,這就是台灣電影史上著名的「削蘋果事件」。

「但其實我被刪剪得最厲害的是《超級市民》!」在解嚴之前,電影公開上映前都必須通過政府有關單位「相當嚴格」電檢制度才獲准放映,而《超級公民》中以反諷的手法描述台北市違章建築貧民窟及底層邊緣人物的畫面,引起了電檢單位新聞局相當大的關切,「沒辦法,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我無法不注意當時的台北真實狀況」。的確要拍「唯美」的台北生活與人物不是不行,但這不是萬仁想要描繪的部分,「解嚴前的電檢制度讓每個導演及電影工作者心中都有個新聞局電影處,隔壁就是小警總。審核時,只要被認為有問題的片段,審查人就會按鈴指示,當時這部片子要審查時,公司有派員工到現場了解,而我還特地打電話過去問員工說鈴聲多不多,他回說:『前面按了很多次鈴唷!但後面都沒有聲音……』我聽了之後還以為可以安全過關,殊不知沒聲音的原因是審查人看到最後直接建議禁演,省得按鈴啦!」不過後來還是透過居中協調與刪減才能成功上映,「但已經被審核通過《超級市民》要到國外參加影展時,還被新聞局官員追到機場,認為說如果要到國外放映,需要再剪個幾刀才准播放!」現在的我們聽著萬仁在描述當時檢查制度,或許是相當難以想像、不可思議的,但近幾年透過文獻及口述訪談,「電檢制度」、「小警總」確實是成了當時電影工作者創作、執行時所必須面對的壓力。

解嚴後的1995年,描述台灣白色恐怖議題的經典之作《超級大國民》上映,該片描述因白色恐怖下的1950年代參與讀書會而被逮捕並判無期徒刑的政治犯許毅生,由於在情治人員嚴刑拷打下供出好友,導致好友被槍決,而也因為自己的「叛亂、非法」遭遇,使妻子自殺、女兒失去依靠。多年出獄後,深埋在內心長年來的愧疚,希望自己在臨終前可以找到好友的墳墓並親自對他道歉,誠實面對自己最真實的情緒。「這部與《超級市民》、《超級公民》合稱「超級三部曲」,為何取作『超級』,其實是帶點反諷的意思。至於為何只有『超級大國民』比其他兩部多了一個『大』字,回想起來也是又心酸又好笑。起初這部片子沒有片商願意投資,雖然那時已經解嚴了,不過大概還是會有政治方面的顧忌,因此沒人投資就只好拿房子去抵押貸款,拍完很怕沒有票房回收不了資金,於是特地跑去算命,算命說多一個『大』的筆畫,比較可能會賺到錢。」

萬仁說這部《超級大國民》本來不是要這樣拍的,「原本主要是想寫關於黑金時代下,以一對夫婦的角度去探討派系介入地方勢力的故事,當中有一段橋段是他們的父親(岳父)出獄後,懷疑他自己的腦裡被警總裝了竊聽器,所以如果要跟孫子講台灣歷史就要到有高壓變電所的地方講,因為受到電波干擾才不會被警總竊聽到,原本是想寫這樣帶點荒謬、諷刺的喜劇內容」。但在創作的期間,機緣之下對於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研究越加了解,當時政府當局為鞏固政權安定,透過《懲治叛亂條例》等惡法羅織許多冤假錯案,藉此整肅異己監控人民,在各地實行濫捕、嚴刑逼供、關押、槍決及沒收財產等罔顧基本人權的措施,「越研究就越加體會到政治受難者所經歷的血淚,出獄後如何去尋找當初陷害他的加害者,再進而原諒這位加害者。可是寫到最後,又開始猶豫『只講寬恕,會不會太刻意、廉價、簡單化這樣大時代下的心境轉變?』到了199年5 月左右,在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許多被槍決的政治受難者墓葬,此後又剛好有機會深入訪問受難者家屬,感受到即使受難者身陷囹圄,其實家屬的處境更是為難,不僅在就業、求學受到監視或刁難,更可怕的是隨時可能受到外界不公平的異樣歧視。因此,家屬的心境是很複雜的,也許崇拜他為理想的正義追求、也許怨恨他帶來家破人亡的連累」。所以萬仁又在這部片子加重家屬面對政治犯的角色描述,家屬要承受的苦痛不是單純血緣可以無條件釋懷的,沒這麼浪漫。「被抓進去的人,透過嚴刑拷打,拔指甲、電擊、灌水等慘無人道的行為,為的是要從你口中承認『罪刑』及供出更多共犯,尤其『二條一』(《懲治判亂條例》中唯一死刑的規定)執行,每到清晨時,就會有軍警踏著腳步聲及打開鐵門的鑰匙聲到某間牢房點名,大家都不敢睡覺深怕自己會被點名押去槍決。你們想,在這樣被刑求、被槍決的生命威脅下,選擇明哲保身或是捨身取義?這是相當考驗人性的。劇中男主角許毅生被嚴刑逼供下出賣了老友,決定他成為受害者也成為了加害者,對於老友的逝去,他是相當愧疚的,而這也是情感中最難受、折磨的」。萬仁感受到,如果只是單純指控加害者或是廉價的要受害者原諒都是不夠的,於是決定把電影著重於「贖罪」的層次,而這樣的感受成就了最終《超級大國民》的呈現。

「受害者其實想要的就是一個『對不起』,但這往往卻是最難的部分」。萬仁認為,「我們也曾在戒嚴時代創作過」,感受過政府當局對於基本人權、創作自由的迫害,雖然為不同類型的迫害,但還是相當了解許多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在過去威權體制壓迫下所受到的傷害與無奈。「在台灣,轉型正義是相當爭議的議題,其中有一派說法,『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何必再去碰呢?』此外,也會有人質疑『會不會淪為報復?』隨著解嚴之後,越來越多受害者願意出來講自己的遭遇,也有一些檔案史料出土,但直至目前整個台灣人權迫害史大致還陷於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的氛圍裡。『轉型正義要走的方向不該是清算報復而是要求真相』,而這樣的理念的確是需要花許多時間才能達成共識的,也期許台灣能夠持續勇敢的面對這個人權課題。」其實萬仁還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回到歷史源頭來說,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電影好像就《悲情城市》、《天馬茶房》這幾部,過了這麼多年好像也沒有再出現專門針對這個主題去進行創作的影片,再者即使到現在,很多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感覺上還是似懂非懂,這也讓我常常思考著,是不是應該要再有一部描述二二八的電影?當然我不喜歡政治,某種層面我還是有雙魚座的浪漫,不願給電影賦予這麼大的社會現實責任,只是如果可以藉由電影的呈現及觀看,讓人可以進行思考、反省,這感覺好像也不錯!」

如果沒見過萬仁導演本人,尤其只看《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的話,就會發現他本人幽默風趣的談吐,跟他近似「陰鬱沉重」(在此暫時極度簡化評語)的電影有著極大的反差,還以為他是多麼嚴肅的人,其實不然。很期待未來能夠繼續看到萬仁導演的新作,紀錄台灣人文歷史的美麗與哀愁,也期待像他所說的「希望我們台灣人民能夠正視歷史,即使遇到轉型正義困境,都能夠不斷的勇敢下去!」(文/游淑如)

人權是國際共通的語言
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與韓國釜馬民主抗爭代表團蒞臨本會進行人權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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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與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暨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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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基寅神父等人聽取本館常態展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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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基寅神父等人至本館與館務人員會晤交流。

延續傳統敬奉先人及普渡民間信仰,本基金會援例於今年農曆七月間舉辦二二八受難者追思紀念法會,全台合計共辦理8場超薦法會,近500位家屬參與。

與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暨合作協定

為增進台韓兩國的友好關係與促進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本會於10月24日與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簽署學術交流暨合作協定,藉由合作以促進學術領域研究、調查與資訊交流,並將共同企劃與辦理學術活動,發表雙方研究成果。

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於合作協定簽署儀式中致詞表示,本會正積極規劃設立研究單位,相信未來成立後,能夠與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有更多元的學術交流與互動,而本會也預計於明年完成「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研究(初稿)」,並在審查通過後公開,供各界參考。

韓國全南大學5.18研究所宋漢鏞所長致詞說,來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前,他們一行人先至二二八事件的引爆地,在那看到了「愛、和平與希望」的標語,讓他留下深刻印象,因為韓國光州民主化運動歷來強調的是「民主、人權與和平」,他希望光州未來的民主發展,也能多一些愛與希望。全南大學5.18研究所此次臺灣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與本會簽署合作協定,期盼藉此強化雙方的學術交流,並以研究成果來彰顯兩國民主與人權的價值。

宋基寅神父等人到館參訪交流

曾於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執政時期,擔任「為求真相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宋基寅神父,繼2008年來台灣參加本會舉辦的「台韓人權論壇」後再度訪台,並於11月9日上午蒞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拜會本館楊振隆館長等館務人員。

宋基寅神父現任「釜馬民主抗爭紀念財團」理事長,與釜山加圖利大學金永圭校長、釜山民主公園崔準永理事、釜山民主抗爭紀念事業會文正見理事等人蒞臨本館,本館除安排韓語導覽解說相關陳設展覽外,並由楊振隆執行長親自接待及進行會談交流。

楊振隆執行長表示,10年前本會舉辦「台韓人權論壇」時,曾邀請宋基寅神父進行專題演講,分享韓國追求民主的經驗,讓參與民眾認識韓國民主發展進程,此次能再次與宋基寅神父等韓國民主前輩會面交流,分享彼此經驗,實屬難得機會,亦深感榮幸。

宋基寅神父則表示,很開心能再次來到台灣與老朋友見面,韓國過去有濟州4.3、4.19學生運動、釜馬抗爭與5.18民主化運動等,均是在獨裁政府的統治下,所釀成的「非民主」、「非人權」歷史悲劇,其中部分事件的歷史背景及成因,與台灣二二八事件有許多相似之處,我們可以藉由比較,相互學習,來避免類似悲劇再度發生,希望未來彼此都能夠持續透過歷史教育的傳承,讓人權的價值得以彰顯、和平的目標得以延續。(文/鄭乃瑋)

「讓扎根也行傳承,親愛的老師」──2018年人權教師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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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師研習營的老師們在館內展場中,與本會楊振隆執行長交換人權教育的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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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基寅神父等人聽取萬福國小教務主任林江臺老師,在活動中教學示範二二八事件實境冒險遊戲。常態展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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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熙老師在課程中分享韓國相關轉型正義的經驗,希望老師們都能繼續努力,將人權概念落實於教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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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熙老師在課程中分享韓國相關轉型正義的經驗,希望老師們都能繼續努力,將人權概念落實於教案中。

2018年11月17、18日,邀請了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蘇瑤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楊翠、萬福國小教務主任林江臺、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講師朱立熙、黃亞歷導演等以二二八、人權作為探討的學者專家們,為本次人權教師研習營帶來了課程講座、遊戲演練、展館導覽還有電影放映。哦!當然絕對不能忽略,自各地教學現場的老師、朋友們的支持,有了他們的參與,增添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成為重要傳播人權、歷史教育的可能性。也許人權教育的推動仍面臨許多挑戰性,但勇敢面對、堅持目標,總會深化它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所以,「親愛的老師,我們要一起不斷加油唷!」

第1日:台灣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之基礎論述、實作延伸

今年的二二八人權教師營分為兩梯次辦理,課程規劃以全國高中以下各級學校教師為主,第一梯次是以「二二八事件」基礎論述及轉型正義為授課主軸。第一場邀請靜宜大學通識中心蘇瑤崇老師為本活動講述「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部署與鎮壓」課題,「以往因為檔案資料有限的情況下,過去認為會發生軍憲的鎮壓是因為當時陳儀政府在『兵力不足』,以及迫於二二八事件處委會不斷升級要求等局勢下所致。然而隨著史料的不斷出土與研究下,可發現『兵力不足』其實是陳儀的『藉口』,並非『客觀事實』,其最重要是為取得鎮壓的「空白授權」,將自己意圖報復之『鎮壓』合理化」。蘇老師嘗試從其他史料印證上來為二二八事件中軍事問題提出另一個看法,更指出事件中軍人不受命令與法律限制的「違法濫權」的情形亦是「犯罪行為」,唯有昭告、譴責並實質糾彈「違法濫權」之犯罪事實,才能預防軍人對人權侵犯的侵犯與政治的干預,而這也是未來我們在做轉型正義不可忽略的課題。

第二場由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亦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的楊翠老師,講述「轉型正義之內涵與實踐」,「簡單來說,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由威權體制『轉型』到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必須還原歷史真相、釐清加害體制、清理威權遺緒、重建社會公義,才能落實真正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在台灣,轉型正義這個課題還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例如某些人選擇『遺忘』、『向前看』、『不要挑起痛處』,但這都不是轉型正義最好「面對過去的方法」;再者,台灣社會在「寬恕」、「赦免」的論述上,大部分是要求受難者與受難家屬,然而這種論述對受難者及其家屬,其實是施加「二度傷害」。社會原諒加害者的殘酷,為其設寫一套「合理性論述」,卻要求受害者具有『神性與佛心』,這是相當詭異的看法」。因此楊老師列出台灣目前進行轉型正義工程的困境,「1.歷史正義尚未取得,台灣社會普遍『史盲』;2.思想戒嚴尚未解除,威權象徵深入人心;3.人權思想尚未深化,社會整體的『民主素養』不足;4.統獨意識型態介入,混淆『轉型正義』的意義與價值;5.社會輿論直接將『歷史清算』與『轉型正義』,視為 『政治清算』與『政黨鬥爭』」。即使台灣面對轉型正義,還有許多困難挫折要面對,但楊老師仍抱著積極樂觀的態度說:「未來台灣在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時,除了必須從『威權象徵的探析與清理』、『人權素養、思想解嚴、國家記憶工程』即刻起行外,『共罪、共傷、共感』,聆聽創傷者的心境更尤其重要。不論如何,轉型正義這條路,我們要繼續努力!」

第三場由萬福國小教務主任林江臺講述「跨越時空─重返1947二二八」,林老師除了分析目前國中小教科書中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及教學情形外,並認為身為傳授知識及在教學現場中潛移默化影響學生思維的老師們,在對學生進行二二八事件、人權及轉型正義教育時,老師們必須先從不斷閱讀其他研究成果以充實自己,爾後才有可能根據吸收、理解並轉化後的思想結果來進行課程安排。當中林老師也認為教學不該只是在教室進行,「老師們可以試著以『戶外教育』的方式,讓學習更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驗。因此老師們在講述這段歷史時,不妨也可安排學生們到各地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人權景點,讓學生們透過走讀、操作、觀察、探索、互動、反思等歷程來了解這段過去」。林老師在活動中教學示範二二八事件實境冒險遊戲,運用實境遊戲劇情的引導,讓學生重返二二八事件中,感受當時人權曾遭受侵害的這段過去歷史,也希望透過新穎的教學模式,提供老師朋友更多元的教學素材及應用方式。

第2日:台灣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中,與他國的比較、畫面點入

首先由政大韓語文學系朱立熙老師講述「他山之石:韓國的轉型正義經驗」。「近年中等教育對台灣史的教育應該有大幅改善,不過,以個人在過去十年間在政大推動的人權教育觀之,台灣大學生對二二八事件的冷漠令人震驚。很多學生只知道二二八會放假,但為什麼放假?則毫無感覺也不關心。有時候主動跟學生教導二二八,他們還會產生反感,認為老師在洗腦。只好借用韓國的案例來激發他們思考。於是,看完講述光州事件為主軸《華麗的假期》電影,教室成為一片淚海之後,學生回家就會開始去思考了」。朱老師十年的教學現場實務案例,點出二二八事件及人權教育在教授學生時所面臨的可能狀況。在這場活動中,朱老師首先提及戰後韓國的人權及轉型正義的經驗歷程,如濟州43事件、國民輔導聯盟、老斤里良民屠殺、光州518事件等,最後再藉由韓國人權案例及紀錄片的印證,進一步論述台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及平反運動中的歷史進程,並從中比較東亞台灣、韓國兩國人權史的異同發展,以此作為國際性的歷史借鏡。「希望老師們都能繼續努力,作為人權教育的起步者,將人權概念落實於教案中,只要我們做對的事情,難保一棵棵民主的幼苗就此誕生了也不一定。」

最後活動播放《日曜日式散步者》影片,並邀請該片導演黃亞歷為我們進行映後座談開放交流及心得分享。本片主要講述誕生於1930年代,一個台灣超現實主義文學團體「風車詩社」的故事,除了闡述大時代下其文學創作及美學意義外,當中楊熾昌(筆名水蔭萍)、李張瑞(筆名利野倉)、張良典(筆名丘英二)等成員,也先後成為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下人權受到迫害的犧牲者,片中以他們的故事為基點,藉此回顧及反思台灣在日治時期至戒嚴統治期間面對交錯的政治背景及歷史現實。

側看2018年的人權教師研習營,講述者的認真帶入、參與者的眼神專注,那反映出的回饋,工作人員已感到心滿意足。希冀明年我們能夠持續舉辦人權教育相關活動,當中除了二二八事件議題的講述外,也將安排更多元與人權、轉型正義有關的研究課題。此外,在目前仍在「不斷趕課、分數至上」的教學環境裡,希望除了透過課程講座、展館導覽及影片欣賞等多種不同的活動方式之外,也能帶著老師朋友們走出戶外參訪人權景點,讓我們一同真實感受、踏實著這場人權之路!(文/游淑如)

用台語流行歌連結我們對台灣歷史的記憶

台灣歌謠音樂祭.草地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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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下午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戶外庭園所舉辦的「台灣歌謠音樂祭.草地音樂會」,台上正由紀露霞老師所演唱〈望你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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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高齡91歲「人間國寶」的文夏老師與妻子文香,演唱許多1960年代、跨世代的共同記憶的台語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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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對於音樂會中演出曲目歌詞與台灣歷史背景相關論述,相當認真地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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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超過700位民眾熱情參加。

11月11日午後,小至2歲、多至98歲,超過700位民眾,頂著秋老虎時節的艷陽,在紀念館戶外庭園草地上,參加本會及寶島聯播網合作的「台灣歌謠音樂祭.草地音樂會」。

本會董事長在開場致詞時表示,1947年之所以發生二二八事件,文化差距是相當重要的因素,這次音樂會就是要與大家分享,從1930年代進步的台灣社會,到1960年代白色恐怖的禁歌時期,由從歌詞中看出時代環境下的輪廓及流變。音樂會從開場〈台北音頭〉的樂音,將民眾帶回至1930年初、有著台灣神社、明治橋及三線道的台北城時空,接續由歌手演唱1930年代代表歌曲如〈桃花泣血記〉及〈跳舞時代〉等,並穿插原聲音檔的導聆,讓民眾認識當時紅星純純及秀鑾的歌仔調唱腔。而當紀露霞老師以原音重現1940年代戰後代表歌曲、禁歌之一的〈望你早歸〉之際,全場一片寧靜,專注聆聽紀老師句句扣入心弦的歌聲,串起三個世代,串起台灣從戰後、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到近代黑名單及黨外運動等等台灣追求民主歷程的共同記憶。

下半場多首「社會寫實歌」如〈燒肉粽〉、〈港都夜雨〉及〈孝女的願望〉,深刻描述戰後台灣社會困苦的狀況,而活動壓軸為「人間國寶」、已高齡91歲的文夏老師及文香老師,演唱1950~1960年代多首屬於大家共同記憶的代表台語歌曲,如〈漂浪之女〉及日本翻譯歌〈街後人生〉、〈悲戀的公路〉及〈黃昏的故鄉〉,不少民眾聽到文夏老師一唱出〈黃昏的故鄉〉,想起時代裡的記憶,不禁潸然淚下。現場許多超過90歲的阿公阿嬤拄著拐杖乘著輪椅,看到他們年輕時的「天王偶像」,不僅熱情歡呼舉起相機留影,主持人Bingo及邵大倫還特別邀請93歲高齡的阿嬤上台與文夏老師合照,相當溫馨感人。活動在安可曲〈媽媽請你也保重〉的全場大合唱中劃下句點,結束這場以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來認識1930~1960年代這段台灣政權最動盪的時代。(文/陳文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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