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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人權影展圓滿落幕

時間:2014年7月26日-9月28日
內容:

228人權影展圓滿落幕

 

今年影展以「公民思辨微革命」為主題,共分兩季舉辦。第2季已於7月26日至9月28日辦理完成,時間如往昔在每個週末映演,兩個月也吸引超過兩千人次參加,每場座談與專題講座觀眾的踴躍參與也讓活動更熱絡,討論更深入。

 

《天注定》探討近代中國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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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的《天注定》映後座談,邀請到香港《號外》雜誌主編張鐵志先生,談對導演賈樟柯的認識與近代中國社會現象的分析。三十年前台灣還在以「奇觀式」的方式認識中國,因資訊不流通,難以進入其脈絡分析,1978年之前是高度意識型態的控制,之後中國進入快速經濟改革,對國際開放、解除計畫經濟的控制、思想上的鬆動…當時被視為理想主義的年代,許多新的社會力量出現,像張藝謀、陳凱歌的電影《黃土地》、《紅高梁》,都非常貼近中國現實;台灣當時的新電影,也很多是在回答當代出現與現代化社會的問題,如侯孝賢、楊德昌。但現在的中國片,開始脫離社會現實,因為大量資金來自中國,當現實越敏感,越多導演就會減少去處理這個問題。

 

中國80年代民主自由成為很重要的辯論,當時也是西方搖滾樂剛引進的年代,文學、電影、搖滾樂,都被視為是啟蒙的力量。賈樟柯就是一個受到這些文化影響的典型80年代青年,以各種思想的辯論、文化的創作在尋找、思考中國的未來。但1989年卻發生了天安門鎮壓事件,幾乎把整個80年代所有的活力都壓下去,所謂的「活力」,等同「被逮捕的」、「被消失的」、「被迫逃亡的」…,中國社會自此進入了噤聲時期。90年代變成政治沉默的年代,「一切向錢看」成為時代精神,國營企業私有化造成大量的失業問題,市場開放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房屋拆遷、土地問題,農民開始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至2000年後,開始出現巨大的社會矛盾,土地被圈的農民、城市裡被拆遷的百姓、被迫失業的勞工等,紛紛走上街頭為自己的權利抗爭。中國開始在世界崛起,但相反的,內部的矛盾卻越來越深。

 

2012年習近平上台,是中國自89年來最黑暗的時代,對新聞媒體、NGO的鎮壓是前所未有的殘酷。今年是六四25週年,有幾個學者、朋友在某個人家裡開討論會,都被帶走或逮捕。儘管如此,有些媒體仍不斷去報導這些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相對地,也面臨到很大的壓力。為什麼賈樟柯電影中會呈現這些暴力情景,因為在中國 --許多人受了委屈卻沒有出口,雖有非常多的抗爭行動,但大部分的群體性事件都是非常地方性的,難以升高到對一個政權的挑戰。

 

賈樟柯從新聞背後回到這些人的故事,去思考中國到底出現什麼問題。《天注定》有很多沒有說出來的暴力,因為他希望可以在中國上演,所以迴避了一些問題,有幾個故事他沒有辦法拍出來,非常可惜,因為這些個人的悲劇涉及到更大的政治問題,譬如說楊佳案。這是一種中國社會心理學的反應,某種的「俠」,賈樟柯也想要去討論這種中國當代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他所謂扭曲的「殘俠」。

 

《五月風暴》再現1970年代後五月革命的時代氛圍,一段浪漫藝術的自我追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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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次邀請到中研院台史所的吳叡人老師來分享。本片背景是1971年以後,即廣義的60年代尾聲,所以示威、警民衝突、被逮捕、噴漆、丟汽油彈等當時整個歐洲的學生運動重要元素都有出現。60到70年代前期的學生運動多半是越來越激進的,最後形成了武裝部隊。那個時代的左翼思想,主要是工人跟學生,這兩個階級被認為是最有革命性的,學生運動中,將兩者串連,有參加工作實習、紀錄片工作小組,去實際記錄罷工、被警察抓要逃亡,在過程出現了國際串連,雖然各國家皆有其差異,但因語言、思想的共同背景很強,而有了相當大的共通性。

 

本片也在談60年代常被忽視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counter-culture反文化」。在整個60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中,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或對人的異化疏離,他們覺得資本主義式商業文化下的產物非常疏離和虛假,壓抑了人性,所以主張要創造跟資本主義不一樣的另類文化,希望將反物質主義、反消費主義、比較重視精神及將真實人性跟慾望解放出來的一種文化。當時很多人嚮往東方精神主義,反對西方物質主義;也在60年代實驗各種迷幻藥,因為他們覺得人的精神應該可以透過藥物去擴張想像空間,所以在背後,強烈地對於資本主義體制下崇尚物質的商業文化感到不滿,想去尋找替代而產生出來的,有著反文化的傳統。

 

另一個60年代很常見的主題是為「青年的尋找自我」,因父母世代創造的資本主義文明,對他們來講充滿了貪欲和壓迫,沒有辦法讓人真實的生命展現出來,所以,以美國為例,當時很多年輕人,喜歡坐車全美到處跑,進行自我追尋的過程。這整部電影,基本上就是這群年輕人尋找自我的故事,只不過他們是在一個很特別的時代氛圍當中尋找。

 

而60年代的法國電影人覺得電影本身必須要服務於革命的事業,非常地激進,經常會直接到抗爭現場去拍,這種深入抗爭或革命現場的拍攝方式,是二次大戰以後西方、或是日本紀錄片很重要的形式之一,至60年代達到高峰。今天台灣會有這些運動,紀錄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本片可以反照我們自己,也可以理解當時藝術家對於社會實踐的興趣。

 

跟台灣的318比較,這部電影描述的是一個歷史的終點,五月之後應該就是沒有革命了,但318看似只是革命的開端而已,且觀察到很多年輕人還充滿了熱情在做各式各樣的活動,也許往後可以看到他們活躍在台灣社會和政治場域上。所以說一個是輓歌,這個就是是戰歌吧!

 

另外,兩個時代不同的是,那個年代是很意識形態的,他們很重視各種理論、思想、意識形態的辯論和討論,用不同理論去分析現實,得到結論後產生各種革命策略和戰術,而後演變為分派。相對起來,台灣的年輕人沒有那麼教條,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正義感,有一點大概的方向。比方說覺得中國不應該干預台灣、社會應該要公平一點、應該要有居住的權益等,但並沒有很清楚的知道是哪一派,這很可能是因為台灣社會被國民黨統治太久。國民黨是一個反共的政權,所以社會改革的想法,都被歸類為共產主義禁止談論,因壓制太久,造成年輕人過去沒有機會好好的接觸這些問題、去學習消化跟吸收應用。另一個原因也是全球性的,現在全世界年輕人都不大相信意識形態,這幾年美國有「占領華爾街」事件,他們會說這是無政府主義,反對任何教條和政黨,只相信人民自發,反對政權由上而下。但具體來講,對於社會方向和對策沒有明確藍圖,只是對於資本主義的失控覺得不滿。今天台灣年輕人對思想、意識型態的態度模糊,其實一部分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如果要改造社會不能只改造表層的價值,也不只是改造一個權力分配的機制或是制度或一兩個法律而已,而是要有一個精神,年輕人跟父母的世代到底在衝突些什麼,整個社會價值觀需要經過再次的深層檢討。

 

作家朱宥勳以「符號控制」的簡單例子,談文學教育如何介入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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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控制」是從人類出生開始到死亡每一秒都在發生的戰爭,得到的最後結果,會形成思想、情感和價值觀,但事實上很多時候它不是你的,而是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被置入的東西。試舉例,作家鍾理和寫了至少兩種版本的散文《我的書齋》,如果完整閱讀了這兩篇,則會分別得到窮得要死跟淡泊名利的鍾理和,而這樣的差異卻沒有同時出現在國文教材中做補充或比對,所以我們在學校獲得的資訊是被篩選過的,教科書的編者之手選了一些它覺得適合給學生看的東西,它可能出於善意,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它某種程度上可能不大誠實;有些事實,教科書內容並未納入,這個結果可以很微小,也可以很巨大,看看那個被影響的人最後結果裡。那我們能不能給一個更持平的標準,好好使用文字。它是一種技術,可以幫我們好好寫想要傳達的東西。

 

我們接收到刺激在腦中形成符號,得到一個感覺,接下來會得到一個相關的態度,而許多符號造成的態度的集結,會傾向一個立場。人類就是這樣一個物種,它的腦袋裡面都是這樣去運作的,只要換一個方向,換一個角度、換一個處理方式,你的感覺就完全不一樣,這個符號的操作過程,基本上就是文學幾千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從有文字之初,善於說故事的人就知道,如何去說一個讓大家開心的故事,就是瘋狂地塞你喜歡的符號,並且讓你喜歡的符號都得到好的結果,而不喜歡的符號都得到壞的結果,這就是一個簡單故事的基本雛形。

 

2008年的棒球奧運代表隊八搶三選拔賽,轉播的緯來體育台剪了2支MV,分別是趙傳的<英勇勳章>和蕭煌奇的<天若光>,兩首歌都不是為了比賽而做,表示緯來體育台選擇了代表它心目中想像的讀者群喜歡的符號意象。同一年因為選舉造成的社會對立,商業公司無法在短時間以棒球讓全台灣團結起來,所以提供了兩道菜給不同的族群,一邊投射的感情是「民族國家的榮譽」,一邊詮釋的是

「台灣人只要拼就有機會」;如果今天只想要做一部我覺得唯一正確的MV,然後瘋狂地放送,你覺得它會不會產生,多少有一點點政治效果?一點點的位移?那就是一個戰爭的一部分。一首歌可能只移動一點點,如果是十首歌,如果是幾十年來、一百首歌、一千首歌呢?這其實會有很可怕的累積效果,而且累積到最後因為太自然了,所以會以為那是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別人給的。所以以後想要寫作、拍電影或是做任何文化工作,當一個說故事的人的時候,如果想要透過作品為社會做些什麼的時候,需要知道每一個符號在讀者心目中正確的對應是什麼;以及大量餵某些符號給讀者的時候,他的行為會往哪個方向偏;要知道這是很龐大的戰爭中小小的一部分,這是每一個有志於社會反抗的作家都會在做的事。

 

本次活動映後座談融合多元人權議題討論,互動熱絡

 

影展期間還有《飄搖的竹林》原著作者瓦歷斯‧諾幹老師來談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議題;《狀況排除》導演詹京霖親自與觀眾面對面,聊腳本發想與自身經驗的連結,以及拍攝與放映過程中的花絮分享;晶晶書庫發言人楊平靖與觀眾談在台灣的同志運動脈絡,提供一個對話的機會;公視<主題之夜>主持人蔡詩萍,也參與了紀錄片《希特勒的孩子》映後座談,同時以基金會董事身分,希望來參與的觀眾也多給予影展和紀念館鼓勵,讓基金會及紀念館後續相關的人權活動順利舉辦下去。

 

持續提供對話的平台,讓公民社會的多元人權更加落實

 

公共領域對於民主是重要的,過去西方對於民主的想像常是以是否透過選舉機制選出領袖為現實的操作定義,戰後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是否民主化也常用此標準,但過去二十年來,發現選出來的很多是民粹強人,在西方、在拉丁美洲、非洲如此,反而打壓異議者的權利、限制反對黨。所以公民社會相對來說才是真正民主的核心,是一群人平等的共同參與決定,因執行上的考量而透過代議制度交付行政權力,但往往超越我們的控制,所以現實的民主是如何讓公民對政治人物有更好的監督跟影響力,就要進一步的關注公共事務。這也是本次活動的主軸概念之一,今年活動已圓滿落幕,期待能持續提供對話的平台,讓公民社會的多元人權更加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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