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館的遠景

推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過程

行政院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條例」首揭條文除處理二二八事件補償事宜外,並使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尚包括協助國人瞭解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辦理二二八事件之調查及考證、平反受難者名譽及促進台灣社會和平等工作。有鑒於此,民國90年(2001)8月24日第64次董事會決議,成立國家級228紀念館推動小組,辦理228條例所賦予之任務。

行政院92年(2003)8月函示,於補償金發放告一段落後,應為轉型預作準備及規劃。兩年後再函示,原則支持成立具有社會教育或歷史傳承方面的功能之「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並指示以紀念性、教育性、歷史文化性方向進行規劃。繼而行政院於95年(2006)7月5日邀請相關部會召開籌設國家級紀念館會議,並做出結論:「本案財團法人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調查家屬意願所建議之原台灣教育會館,與二二八事件具有歷史淵源,且符合教育文化意義---請教育部籌設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委由二二八基金會經營管理」。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歷經第3、4、5屆董事會,長達6年之積極推動與政府和各界的支持,「228國家紀念館」之籌設終於定案,並於2007年2月28日正式掛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掛牌後,同年4月立即由教育部進行紀念館古蹟修復工程,2009年9月完成修復工程後點交予內政部,並隨即移交本會,接續於2010年進行紀念館古蹟再利用工程,經過三百日曆天的全力投入,終如期於2011年1月16日竣工,並於2011年2月28日全館開館營運。


興建時代文化背景與二二八歷史淵源成為館址選定緣由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之館址建築物,也就是日治時代的「台灣教育會館」的興建,雖然正值全球受到美國經濟大恐慌影響的1930年代,但此時台灣都會的建築風貌,卻隨著引領世界的現代主義潮流而逐漸改變,同時代的著名建築如:1931年的紐約帝國大廈、1935年的落水山莊(Falling water)等,都是直到今日都令人讚嘆不已的非凡傑作。而此同步於世界的趨勢,正是秩序化台灣社會不同於中國封建人治社會價值觀的形成背景,也是二二八發生重要形成遠因之一。今日,當我們反省二二八事件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現址的古蹟建物,是有助於引領我們回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彼時代氛圍。

再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終戰,二次大戰結束。隨「台灣省參議會」的成立,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氣派、寬廣空間便成為召開會議最佳場所。諸黃朝琴、李萬居、郭國基、林獻堂、李萬居、王添灯等三十名參議員,也曾在此質詢行政長官陳儀。然而,當時的省參議會雖為台灣最高民意機構,囿於行政長官公署所握有之權力,遠超過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且參議員僅能質詢卻無表決權,根本無法制衡陳儀施政,外加中國內戰的牽絆與國民政府對民主制度的議會不瞭解等因素,實質上省參議的設立,僅在敷衍台灣人當家作主的企盼而已。1947年二二八發生後,三十名參議員中,兩名被捕入獄、兩名失蹤喪生,其餘多被通緝或暫退出政壇,省參議會形同被迫解散。而此二二八的歷史背景,與上述建築物之人文時空背景,同為被選定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重要緣由。

當然,「台灣省參議會」的成立,是戰後台灣人要求民主政治的重要印證,由當時省參議員應選名額30名,竟有1,180人參選的熱烈參政情況,即可瞭解台灣社會菁英,對台灣前景的期待與民主要求是何等熱衷了。除此之外,「美國在台新聞處」於過去戒嚴時代,所扮演的瞭解歐美民主與自由文化新知窗口的角色的重要歷史地位,也為此建築物增添不少保存與再闡述活用的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