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漢(|1906~1947


李瑞漢出身竹南地主家庭,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法科,通過司法科高考後,返台在台北永樂町開業當律師。李瑞漢平日為人豪爽、富正義感,日本人要求他改日本名字,仍不為所動,為了不改日本姓名,他的孩子在學校讀書屢遭欺侮,李瑞漢曾經替長老教會與日本官方的財務糾紛打官司,惹得日本當局視他為美國的間諜。

終戰後,仍為執業律師,並當選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對於新的政局,和一般台灣知識份子一樣,抱持著希望與期待,曾經與一批社會領導人士一同發起出資修建介壽館(今總統府),以便國府的接收。有一次,有一家叫做「迎」婦產科的日本人醫院,替國軍七十軍的一位軍官的妻子開刀,這位罹患癌症的女病患因注射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不治死亡。軍官不放過醫院,打起官司。醫師公會委託李瑞漢為被告辯護,審判結果,醫院勝訴,法院判決病患之死為不可抗拒,醫院不須賠償。軍方對此頗表不滿,也連帶對李瑞漢懷恨在心,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藉機報復。

二二八事起,李瑞漢並無任何暴動行為。只是在三月初,召集台北市律師公會會員開會,檢討時局,提出改革建議(當時行政院長官陳儀對外表示歡迎各界提出興革意見)。李瑞漢他們提出之建議書內容,不外「司法獨立」、「起用本省人」之意見,並無什麼激越言論。

3月10日下午,李瑞漢的一位來自台中的朋友林連宗(亦執業律師,省參議員及制憲國代),因交通中斷,暫住李瑞漢家。該日下午四時許,林連宗、李瑞漢,以及同樣執業律師的弟弟李瑞峰(亦是中央大學畢業)正在李瑞漢家中的客廳聊天,一邊吃隔壁鄰居送的魷魚煮成的粥,忽然有四個便衣和一個憲兵軍官前來,表示要找李瑞漢,在場的林連宗及李瑞峰主動向他們表明身份,結果也一併被「請」走,軍用吉普車載走後,一去不回。

李瑞漢走後,李妻焦急萬分,到處打聽下落,每聽到某處出現屍體,便前去認屍,皆無所得。經過數年,音訊杳然,李家後來3月10日,李瑞峰三人被捉走的日子,作為忌日。並且,每逢3月10日,他們吃魷魚粥以作紀念。

弟弟李瑞峰走後,人王家破,孩子被送進孤兒院,處境相當淒涼。沒想到,台灣的「光復」,帶給當時台灣的社會菁英份子,是這般苦澀的果實。

(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